前曾在《家园》发表过一篇短文，谈罗元贞和孙玄常两位老先生在署名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令人感动的文人品质。继罗元贞先生之后，孙玄常先生也作古了。痛惜之馀，想起这两位老先生生前出书的事，又教人不胜感慨，有些话如鲠在喉，不能不吐出来。
历史学家罗元贞教授为著名诗人，曾被誉为毛泽东的“一字师”，被海内外廿馀家诗词学会和楹联学会聘作顾问。他文革前的诗稿虽因几度劫难而所剩无几，但劫后十几年间诗作甚多，完全可以出一本诗集。他也早有此意，曾说过此生与诗神结缘甚深（他曾因诗而入狱），应有一本诗集留世。前些年，一次我去看他时，谈及诗集事，他说不着急，到八十五岁生日时能出就行了。后来有一年春节省诗词学会有人去看他（其时他已过八十五岁了），他又说诗集事不着急，而将希望出版的时间推迟到九十大寿。我清楚他之所以说不着急，是因为不好出。前些年出诗集，需要有点关系，他不肯因此求人。到后来，出诗集是要出钱的，于他来说更是办不到了。于是只好一推再推，以致离开这个世界时，诗集仍未能出版。爱诗一世的罗元贞先生，在出版诗集这件事上，是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人世的。
诗人兼书画家孙玄常先生，以治语言、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主，兼及历史和哲学，在山西学人中无疑是最具实力的学者。他与其他学者不在同一层面，所以与他交往的学者是叶圣陶、夏承焘、俞平伯、吕叔湘、启功、徐邦达等先生这样一些大家。张中行先生的文和诗中曾多次谈到他。他的专著和论文，是扎扎实实做学问所得，所以极见水平。他年轻时从外地转北京工作，就是因论文的水平而被几位名学者看上的。前些年山西某出版社约一些老先生自选几十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孙先生应约也选了一本。但因种种原因，有的集子出了，有的没出，孙先生的在未出之列。孙先生原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是从该社离休后蛰居运城的，所以后来有热心的学者因孙先生已卧病在床而论文集出版仍无眉目，便同人教社联系，希望该社能出版孙先生的论文集。稿子寄去后，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等人也积极向人教社说明其学术价值，建议他们出版。但因了学术书籍没有经济效益的原因，人教社最后也未同意出版。人教社寄还退稿时，孙先生正病危，没几天活头了，他的家人和友人怕老先生伤感，没告他，而是骗他说，北京有消息来，说论文集正在排印，不久就可出版，为的是让老先生带着“满足”的微笑离开这个世界。
罗先生临终时没能出版诗集的遗憾，如果只是令人也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孙先生论文集的遭遇，则不只是令人遗憾了。同孙先生交谊甚深的语言学家王雪樵先生来太原，给我讲了孙先生临终前一直以为论文集行将出版的事后，我们都好久没说话，我只觉得鼻子发酸……
在我们山西诗人中，出版诗集的很多，有的还出了不止一本，有不少毫无诗味或根本不叫诗，甚至连平仄关也尚未过的诗词集也出版了，而诗名最盛的罗元贞先生，诗集却终没能出版；也有不少人出版了论文集，甚至出版了一些不知是什么文章的集子，而最能代表山西学术水平的孙玄常先生的论文集却没能出版。这真是对当今出版业的莫大讽刺。
死者已经走了，已毫无知觉了，其遗憾可以不论。而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令众多生者所产生的感慨，对如今仍坚守着书桌者所产生的影响，却不能不考虑。
